在当前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,虚拟私人网络（VPN）已成为企业和个人用户实现远程办公、数据加密传输和访问境外资源的重要工具，近年来，“私搭VPN”现象屡禁不止，成为网络安全监管中的一个顽疾，所谓“私搭VPN”，是指未经国家批准或未通过合法渠道部署的虚拟专用网络服务，常用于规避网络审查、非法跨境访问或绕过企业安全策略，尽管监管部门持续加强执法力度，但私搭VPN仍屡见不鲜，其背后既有技术便利性驱动，也有法律边界模糊、监管手段滞后等深层原因。
私搭VPN之所以难以根除,是因为其技术门槛低、成本低廉且使用便捷，普通用户只需下载一款第三方软件（如某些免费或开源的OpenVPN客户端），配合自建服务器或租用云主机，即可快速搭建一个“隐身通道”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远程办公需求激增，大量企业员工为满足工作需要，自行搭建非授权的VPN服务以连接内部系统，形成“灰色地带”，这类行为虽出于合理目的，却因未纳入统一管理而违反了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规要求。
监管技术与实际场景之间存在显著落差,传统防火墙和流量识别技术对加密流量识别能力有限，尤其是基于TLS/SSL协议的加密通信，使得运营商和网信部门难以精准定位私搭行为，许多私搭者利用CDN、动态IP、混淆协议等技术手段隐藏身份，进一步加大追踪难度，部分非法VPN服务商采用“跳板机+代理链”模式，将用户请求层层转发，导致溯源困难，即便执法部门锁定某台服务器，也可能发现其位于海外或托管于无管辖权地区，难以实施有效处罚。
法律界定模糊加剧了治理困境,现行法规对“非法经营VPN业务”有明确处罚条款，但对“个人自用型私搭”缺乏清晰规范，一些用户认为只要不对外提供服务就不违法，实则不然——根据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，任何接入互联网的行为都应依法备案并接受监管，若私搭行为导致敏感信息泄露、恶意攻击扩散或干扰公共网络秩序，即使主观无意，也构成行政甚至刑事责任。
面对这一难题,单一的“堵”已显乏力，亟需构建“疏堵结合”的综合治理体系，应加快制定针对个人合法使用场景的技术标准，鼓励企业部署合规的零信任架构（Zero Trust）替代传统VPN；推动运营商提升网络侧检测能力，例如部署深度包检测（DPI）设备识别异常流量模式，并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，实现“技术+执法+教育”联动，公众层面需增强网络安全意识，理解合法使用与违规操作之间的界限，避免因无知触犯法律。
私搭VPN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漏洞,而是制度设计、技术演进与用户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唯有通过完善立法、强化技术能力和普及安全素养，才能真正实现从“难禁”到“可控”的转变，让网络空间既开放又安全。
